2025年，通胀与通缩同时上演

我很喜欢一个观点，印钞或者放水，就像在湖面投掷石头，就好像涟漪一样，在中心波涛汹涌，在边缘则毫无感受。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（CPI）主要锚定于居民日常消费品。尽管存在大规模的货币发行，但新增流动性并未充分传导至终端消费市场。因此，日常消费品的价格压力相对较小，难以引发普遍的恶性通货膨胀。在当前结构下，普通民众无需过度担忧日常开支的通胀风险，基础生存所需仍可满足。

此前数万亿级别的货币增量主要由投资市场所吸收，主体包括国有企业、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。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投资而非直接派发给居民。缺乏有效市场指导的投资，大多沉淀为无效基建或流入特定食利阶级群体的囊中。然而，这些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不高，资金继而流向房地产市场推高资产价格或海外资产转移。结果是，多数民众未能从货币扩张中获益，反而因房贷背负了沉重债务，货币扩张主要体现为资产价格泡沫化。

2025年的货币发行逻辑已发生转变。在房地产泡沫破裂、上下游企业债务危机（如某大型房企的巨额负债）爆发后，新增货币主要承担债务平账功能，本质上是流动性救援。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支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（城投）的利息和滚续存量债务，缺乏进入投资或消费领域的新增资金。

一个关键的疑问是：即使是用于偿还债务，部分资金最终也将通过工程款、工资等形式流入农民工和中小供应商手中，是否仍会推高消费？ 理论上，若资金有效进入大众消费端，将刺激低端消费并可能引发适度通胀，这被视为一种相对良性的局面。然而，由于分配机制的效率偏差，劳动者（如农民工）的工资水平偏低，以及上下游民营企业的利润率受限，导致大部分市场主体的货币存量依然不足。

在高基尼系数（贫富差距悬殊）的情况下，财富集中抑制了普遍的消费需求，经济更倾向于通货紧缩。在此背景下，一部分新增货币转而流向国际市场，通过换汇的方式进行境外配置和消费。

生产成本上升与终端通缩并存 大规模换汇挤占了离岸外汇资源，加剧了进口资源成本（如大宗商品）的上升，导致生产端成本急剧增加。但与此同时，国内消费端持续通缩且购买力不足，使得上下游产品交易价格难以提升。这种“成本高企、售价低迷”的矛盾加剧了企业亏损，催生更多债务，可能导致独立性民营企业破产。最终，市场仅存两类企业：出口导向型（作为经济的基石造血者）和与政府合作配套型（依赖持续输血）。 至于政府主导的企业（如城投和国企），在债务压力和生产成本上升的双重挤压下，尽管有印钞支持平账，但资金缺口会越来越大，最终将导致生产能力和创新意愿的下降，并可能引发物资供给短缺，此现象在历史上已有先例（如苏/俄等国）。

个人抗通胀投资品评析

基于上述分析，传统抗通胀手段效用有限：

1. 购置房产： 当前社会心理已发生根本性转变，购房者信心遭到彻底破坏。社交媒体中充斥着资产大幅缩水的案例。在一个缺乏接盘者、流动性停滞的市场中，资产价格难以上涨。因此，通过购房来对冲通胀风险已不可行。

2. 投资黄金/外汇： 我国采用了离岸/在岸双池货币隔离机制。黄金价格通常锚定国际美元汇率，而离岸人民币的供给通过严格控制保持总量稳定，使得汇率波动较小。这意味着，黄金价格与国内在岸货币的购买力下降（通胀）关联性低。此外，严格的兑换限制和资本管制（如限制黄金出境）确保了在岸货币购买力下降，并不必然导致离岸计价资产（黄金、美元）对在岸资产的显著升值。

3. 股票市场（A股）： 国内股市，尤其是大型股指，历史上长期扮演资金提取工具的角色。在政府和国企资金宽裕时，未对居民进行财富分配；在当前地方财政紧张之际，股市更可能被视为一个提款机。市场短期上涨往往是为下一轮资金收割所做的铺垫。

4. 加密货币（如BTC）： 此类高风险资产的投资门槛极高，目前还被扣上非法的帽子，不适合普通投资者介入。

初步结论是，个体通过金融或实物资产进行抗通胀的尝试是徒劳的。

真正的抗通胀能力，来源于社会地位和权力资源。 无论经济环境如何变化，资源获取的难度和生存保障水平，本质上取决于个人的社会阶层地位。融入体制内或核心圈层，即使面对通胀压力，其收入和资源分配亦会获得保障性提升，而其成本则由体制外的群体承担。因此，提升社会地位和权力才是最根本的生存策略。